君子喻于义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

君子原是对有权位、有财产的贵族统治阶级的统称。甲骨文中已出现“君”“子”字样，“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君子，止谓在官长者。”作为两种不同地位的统治阶层，君王、诸侯等地位较高者称“君”，列国卿大夫等地位较低者称“子”。“子”可晋为“君”，“君”亦有贬称“子”者。如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当年称子，逾年称君。杞桓公本为伯爵，因用夷礼而贬称“子”。孔子是实现君子之义由“位”至“德”转变的关键人物。孔子之后，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的条件不再是身份等级，而是高尚的思想和正派的行为。也因此，《论语》中的“君子”主要是作为道德概念使用，指有德者或道德高尚之人。

经过孔子的改造与重释，尤其赋予君子以“义”的内涵后，“君子”便成为一种理想人格。“义者，宜也”，“义”本指公正的、合理的、应当做的。《论语》中多次将义与君子联系起来，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做事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仪来实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不要怎样做，只要能做到合理得当、恰到好处。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这就打破了那种非君子即小人的思维定式，正如曾国藩所说：“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道义为标准对待天下的人和事，能否行其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孟子认为君子凡事以义为依归，“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儒家将“义”与“仁”“礼”“智”“信”合称为“五常”，即人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应该拥有这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张载《横渠易说》卷三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周易》卦爻皆寓之人事，就是为了教导人们如何具有君子品德。

“君子”在孔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论语》开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卒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可谓贯穿始终，首尾呼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不断深化的君子修养体系。据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20篇512章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论说“君子”的有86章。在1万多字的《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是“仁”，共109次，其次便是“君子”，达107次。可见，“君子”与“仁”一样，是被孔子反复和多方面地加以界定、阐释和强调的概念。君子的人格境界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可惜当时不仅圣人难见，君子也是“多乎哉？不多也”。“君子”一词虽非孔子首创，但孔子对其作出了新的阐释与界定，以具体道德品质充实了君子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与理论体系。有学者甚至把孔子对君子含义的改造称为“孔子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认为此举奠定了“君子”在儒家学说中的核心概念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