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的突破——论明代哲学家高拱的权变新论

岳天雷

作者简介：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

权变作为一种灵活变通的方法，是儒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把“权”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畴之后，后世儒学家对其作了诸多诠释和阐发。其中尤以明代嘉、隆、万时期的著名哲学家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的诠释最具突破性或创新性，精辟地论述了权的四大特性。

其一，权的辩证性。权的辩证性是权的最根本特性。程颐否认“权”的相对独立性，甚至销权入经，“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1];朱熹则把“权”视为权宜之计，不得已的应急措施，“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2]。可见，他们都没有论述权的辩证性问题。与这种“褒经贬权”的态度相反，高拱提出：“夫权也者，圆而通者也。是圣人之事，而学之仪的也。圣人圆，而学圣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终而愈方焉，则遂失其圆也;圣人通，而学圣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终而止一隅焉，则遂失其通也。”[3](P1161)这段话以最简练、最精辟的语言——“圆而通”界定了权变的内涵。所谓“圆而通”，就是融会贯通而无偏倚、无阻碍。用现代哲学语言说，就是要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才能正确地行权用权。认识和把握事物，正确地用“权”，既不能用“方而不圆”的片面观点，也不能用“执一不通”的孤立观点;而必须运用“合而圆”的全面的联系的观点，“会而通”的运动的发展的观点。高拱承认，认识事物，处理问题，难免先从“一方”、“一隅”开始，但始终囿于“一方”，固守“一隅”，就不能正确地用“权”，就不会把“权”运用于实际，达到“圆而通”。如果“胶柱一偏之说，守株一节之行，东向望不见西墙，南向望不见北方”，就不知其“合之圆”;如果“从箕子者以比干为愚，从伯夷者以柳惠为亵”，就不知其“会之通”。不知其“合之圆”、“会之通”，就是“非圆非通”，而“非圆非通，不可以与权也”[3](P1161)。可见，高拱要求行权做到“圆而通”，既是对权变辩证性的深刻阐发，也是对儒家权变观的重大突破。

其二，权的普适性。程朱均否认权的普遍适用性，如程颐认为“权只是经所不及者”[1]，朱熹提出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2]。这种观点既割裂了经权关系，也限制了权的效用范围，否认了权的普适性。与此不同，高拱指出：“无时无处，无非权也，是日用而饮食者也。由是观之，权之为用，常耶变耶，无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识也。”[3](P1163)他认为，权就像日常饮水吃饭一样，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从时间上看，不论是居常或遇变，也不论是得已或不得已，都需用权。权是无时不有的。他说：“夫权也者，既以轻重言，则是无常变，无巨微，而无不为之低昂者也。非谓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3](P1162)这是说，在遇变或不得已之时，固需用权，但即使在居常或得已之时，也必须用权。不然，“一时无权，必不得其正也”[3](P1162)。就空间上说，事事、处处都需用权，权又是无处不在的。他以风为喻，说：“‘巽以行权’。夫巽，风也。风之为物，至动而不拘，至速而不滞，至彻而不隔，故称‘巽’也。谓其委顺而周至也，故可以行权焉。是故以决是非，以定可否，以成变化，以通鬼神，始之乎一心，而放之乎六合，莫之能违也。权之用大矣哉!”[3](P1162)风作为自然物，具有恒动不拘、恒变不滞、恒化无阻的性质。与此相似，权作为灵活变通的方法，也具有变化无穷的“周至性”，小到“一心”，大至“六合”，莫不如此。万事万物要“各得其正”，就必须用权，否则，“一物无权，必不得其正也”[3](P1162)。显然，高拱从时空上对权变普适性的论证，大大拓展了儒家权变观的论域，实乃创新之论。

其三，权的规律性。高拱通过论述权与“道”的关系，对权的规律性问题作了新探索。他说：“得道之深，乃能权也”;“夫权，秤锤也。本不可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圣人借以言之。今必审察乎秤锤之所以为用者，而后可以言道之权。苟有一毫弗类秤锤者，即非权也。”[3](P1159、1158-1159)在这里，“道”是规律性，而权则是“道之妙用”，即能动性。规律性制约能动性，能动性又体现规律性。“得道”决定用权，用权必须合“道”。在他看来，只有对“道”有深刻、透彻、灵活、纯熟的把握，才可能正确地行权用权;如果对“道”理解不深、不透、不活、不熟，就不能灵活变通，具体运用。他说：“权可易言哉!察之幽渺，定之纤忽，非至明弗能也;为一为两，参伍错综，非至变弗能也;触机而应，倏彼倏此，非至熟弗能也。”[3](P1164)这说明，只有行权合“道”，把握规律，才能达到行权的最高境界。

其四，权的适度性。权变适度就是要适“中”。在儒家哲学中，不乏对“中”的论述，如中庸、中和、中节、中道、时中等，但鲜有论及权与“中”的关系。而高拱最先论述了权的适度性问题。何谓“中”?他说：“夫中也者，言乎其当也。”[4](P1225)“中”的意思是“当”，即适中合度，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行权适“中”，就是行权合度，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及度。他说：“《中庸》一书，为下学而作，其言无过不及，随时取中，皆权说也，而特未揭乎权之名。学者袭口耳，昧心识，言中庸而不言权，不知中庸之即权也。”[3](P1164)《中庸》一书虽然没有揭明“权”这个范畴，但却蕴涵了权必须遵守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原则，即“中”。就此而言，“中”即是权，权亦是“中”。如果只“言中庸而不言权”，不知权是实现“中”的方法和手段，这是“袭口耳，昧心识”的传统偏见。在他看来，“中”作为权的适度性原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因时而变的。故此，行权还需“随时取中”。所谓“时中”，就是要审时度势，以时势为“中”，趋时则能通变，通变则能行权。如此行权，才能“无时不中”[5](P1103)，收到最佳效果。

总之，高拱通过论述权的辩证性、普适性、规律性和适度性，拓展了儒家权变观的理论视野，为其注入了“圆”、“通”、“道”、“中”、“时”等发展变化的鲜活因子，从而大大提升了儒家经权思维水平，实属创新之论。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高拱的经权论，使中国的历史哲学、道德哲学进入辩证思维的殿堂。”[6](P735)如今研究高拱的权变新论，对我们更好地坚持与时俱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注释：

[1]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2]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3]高拱：《问辨录》卷之六《论语》，载《高拱全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高拱：《本语·自序》，载《高拱全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高拱：《问辨录》卷之二《中庸》，载《高拱全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附言：本文根据岳天雷《高拱的权变方法论及其实践价值》(《孔子研究》2001年第3期)第三部分缩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