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听之以气”

在《人间世》篇解释“心斋”时，庄子有“三听”之论：“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在此，庄子提出了认识世界的三种方式。“三听”之中，若假以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或物质精神二元，将“听之以耳”“听之以心”作感性和理性之分，倒也是不难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听之以气”实非感性理性二分之所能范围，又作何解呢?现当代以来，一些学者在百余年西学影响之下，普遍视感性理性二分为当然，对“听之以气”这一类悟性认识则颇为生疏，而这恰是中国固有传统中极具民族文化特质的部分。

我们认为，庄子“听之以气”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仅在于这是庄子气论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反映了先秦诸子之学在认识论上达到的一个高度，同时，这也是上古政教一体传统的遗存，是战国以降以气学为中心的感应思想兴起的时代表征。

古人重“听”。在目前所见的早期文献中，“听”与“圣”“声”“气”“乐”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譬如马王堆帛书有“听者，圣之藏于耳也”“圣者，声也”(《五行篇》《德圣篇》)的说法，参之汉人的相关论述，如《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等，亦可印证，皆强调圣人闻声知情、条畅万物、通于天地。所以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代的“听”“声”“圣”为同一字(《卜辞通纂·畋游》)。究其根源，“听”之所以理解为“圣”“声”，是建立在春秋以来气化宇宙观的基础上，这是三代以来重要的思想传统。

在上古乐官制度中，“听风知政”的传统一以贯之。从《国语》的相关记载可知，作为神人中介的盲瞽乐官，其重要职责就是省风、辨音、知气，也即察节气、协农事、成万物。在古人“听风知政”的政教逻辑中，“听”之要义，在于测风声、辨音律，察时节之和与不和，以此判断是否适于农业耕种，所以韦昭释为“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这是与民众安居乐业、时运气数乃至王朝兴衰密切相关的。

战国以降，在天下一统思想的召唤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乾·文言》)一类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感应思想兴起。我们从《周易》《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著述，以及孟子、庄子、荀子等人的谈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论调。这种发端于声音感应和气化感应的言说套路，不仅用以察人事、明天道，而且用以解释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作为时代公共话题的“感而后应”，孟子、荀子所针对的是人性、人欲问题，庄子所探究的是体道、达道问题，而稷下博士回应的是南面君术问题。譬如在阐释乐教思想时，荀子以为乐之于人心的影响是以感应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比较了“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和“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荀子·乐论》)的不同结果后，他强调“制雅颂之声”，如此“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方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庄子将知识分为两类：意会的、言传的。对于两种知识的不同，庄子在理论上有完整的表述和精谨的论证。《天道》篇：“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为了把这个道理说明白，庄子接着举了“轮扁斫轮”的例子。在工匠做车轮时，榫眼松紧会导致松滑或滞涩，而松紧适当这种手艺，“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庄子称之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知之知”(《知北游》)。这种“不知之知”，不同于“无知”的状态，也不同于“知”的状态。对此，冯友兰先生认为：“‘无知’与‘不知’不同。‘无知’状态是原始的无知状态;而‘不知’状态则是先经过有知的阶段之后才达到的，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精神的创造。”(《中国哲学简史》)这种“不知之知”，不可言传，但可感可知，由低层次的“知”到高层次的“不知之知”，最终旨归便是知道。庄子此论，不仅揭示出人类传承的两大类知识中，“意会知识”和“言传知识”的根本不同，同时，也自根源处阐明了古人知识构成、思维模式、言说方式乃至审美心理形成的因由。

庄子举的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轮扁斫轮”，很多传统技能、手艺以及一些技巧性运动，乃至于文学活动中的想象、灵感及鉴赏等，大都需要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凭经验、直觉、技巧来把握，均呈现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这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系统生成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么，如何解决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一认识论难题呢?古代圣贤的解决之道各不相同。与儒家人文教化的法子不同，老子有“归根”“复命”“知常”(《老子》第十六章)的路径，而庄子开出的方子，则是“心斋”“坐忘”。

庄子以“心斋”为例，将认识分为三步：第一是“听之以耳”的感性认识，第二是“听之以心”的理性认识，第三是“听之以气”的悟性认识(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庄子所论的“心斋”，以虚为要，专一心志，拒绝感性刺激(“无听之以耳”)，排除心绪杂念(“无听之以心”)，凡感觉、思虑、意念均停止(“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在这种自然而然、听之任之的状态下，始能集气于心，气与道通(郭象“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于不知不觉中进入虚无澄明的境界。由此观之，“心斋”是悟出来的，既不是“听之以耳”感觉到的，也不是“听之以心”理解到的，而是“听之以气”体悟到的。庄子借助于耳、心，而达于气、通于道。这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也就是道与人合一的境界。庄子此论，由静而心、由心而气、由气而万物一体。如此这般，获得的认识才是最高的。

庄子认识论的精华，在于“听之以气”命题的提出。那么，为什么庄子要借助于气论来诠释认识论上的难题呢?这还涉及三代以来源远流长的气学传统。

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古人气学思想的衍生发展，在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断层与思想断裂(小野泽精一等《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由于关键性考古证据的缺乏，目前无法呈现出一条清晰完整的脉络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国以后，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气论，如物理之气、天地之气、生命之气、生理之气、心理之气、精神之气、伦理之气、道德之气等共时性地繁荣起来。在诸子各家的思想中，气论不仅显现为治气养心之术的形态，而且成为自然哲学的基质概念以及理解精、神、形、质等问题的基础，同时，还在宇宙生成论以及政治领域的“天人感应”思想中发挥作用，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发生期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庄子气论，面向有二：一是万物本体及其达致途径，一是审美境界及其超越意义。这涉及庄子对“道气”“神气”“虚静”等概念的论述，以及围绕“听之以气”“圣人贵精”“圣人贵一”等命题的阐释。作为一个观念性的语素，庄子之“气”被赋予“阴阳”“一”“纯”的含义，在思想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通天地一气”“道通为一”“万物一也”等说法来看，庄子持“道气同一”的观点。更深一步看，作为一种“纯气”状态，“虚静”“心斋”“坐忘”“凝神”则是达道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下，庄子并不认同老子尊阴贬阳的观点，而是主张气之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庄子·则阳》)。在他看来，只要秉持万物一体之心境，顺天而行、以天合天，方能与气相合、道气合一。人人如此，则天下大治。

庄子“听之以气”，影响深远。限于篇幅，简述三点：其一，这是中国式意会体悟认识方式的经典表述。中国式的意会体悟没有本体与现象的差别，而是以天与地、阴与阳、两与一、神与化、体与用的统一为基本特征，以整体的形式昭示其存在，并且与现实人生浑然一体，须臾不可分。这是中国古代知识生成的基本路径之一。许多现代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如直觉、灵感、顿悟、冥想等，以及感觉、知觉、理智、联想、情感、意志等观念性、精神性的认识过程与审美体验，均可以在意会体悟的框架下重新得以理解。其二，“听之以气”是一种气化的悟性思维状态，旨在忘却现世之是非得失、功利欲求与意志努力，消除主客、物我之差异，“离形去知”“虚而待物”，以静澈澄明之心体悟天地之道，以本元之气(尚未进入人知行过程的存在)与天地自然之气互动化生，使心灵活动达到极纯粹的境地，这是对价值主体人格所能达致生命至境的深度认同，也是重返整体性意义世界的重要方法。其三，艺术价值的根源，在于虚静澄明之心。纯客观的存在，本无境界高下，伴随着价值主体此心的敞开，进入虚静澄明之境，其价值理想与精神品格便自然投射于审美对象。庄子虚静澄明之心，就是一个艺术的心灵(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我们不难发现，自魏晋起，中国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虚静澄明之心下从事创造的。唐代画家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译注》)，便是一言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之精髓。就此而论，庄子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