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进入诗学考源

关于“神韵”由何人首先引入诗论，学界有争议。在诸多持论中，大概有两个焦点：其一，钱钟书主张“严羽倡导神韵”;其二，王小舒主张“薛蕙是诗界‘神韵论’的首创者”。据本人考辨，在现在可见文献中，可以确定的是明人耿定向以“神韵”论诗为先出。

在进入画品诗评之前，“神韵”与“气韵”是晋宋时代流行的人物鉴品词汇。《宋书·王敬弘传》载，南朝宋顺帝刘准于昇明二年(478年)下诏书，称王敬弘(本名王裕之)“神韵冲简，识宇标峻”。这是“神韵”一词最早出现。“气韵”一词略为晚出，早见南朝梁释慧皎撰《高僧传》，称竺潜、支遁等僧人“气韵高华，风道清裕”。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在南朝史序中，宋早于梁，“气韵”一词，当是源自对“风气韵度”的略写。

南朝齐梁画家谢赫(生卒年不详)在《古画品录》一书中，将“神韵”和“气韵”两词混合使用于画品，开启两词进入画评的历史。谢赫论画倡导“绘画六法”，并以“气韵生动”为“六法”之首。他评顾骏之画作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古画品录》)在《古画品录》中，“神韵”与“气韵”各出现一次，考察文意，谢赫是以两词同义的。唐人张彦远说：“顾恺之曰：‘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台阁一定器耳，差易为也。’斯言得之。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张彦远显然沿袭谢赫的用法，以“神韵”和“气韵”同指。

钱钟书说：“‘神韵’与‘气韵’同指。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严羽所倡神韵不啻自谢赫传移而光大之。”(《管锥编·一八九：全齐文卷二五》)钱钟书称“严羽倡神韵”，依据的是严羽的四则诗话：其一，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其二，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其四，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沧浪诗话·诗辩》)正是在引述严羽这四则诗话之后，钱钟书紧接着说：“必备五法而后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后可以入神。优游痛快，各有神韵。”(《谈艺录·六神韵》)

认真分析可见，钱钟书的说法是将严羽的“入神”概念等同于“神韵”。“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是严羽的“气象”观念所概括的两种相反的风格。严羽论诗，以“气象”为根本。他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沧浪诗话·诗评》)钱钟书忽略了严羽诗论的核心范畴“气象”，将“入神”混同为“神韵”。郭绍虞说：“我常以为沧浪论诗只举神字，渔洋论诗才讲神韵。”(《中国文学批评史·南宋之文论》)无疑，郭绍虞之说是准确的。据《沧浪诗话》，严羽只讲“气象”，不讲“神韵”。所谓“严羽倡神韵”，只能说是钱钟书先生对严沧浪诗论的“神会”之言。

清人王士祯在其晚年著作《池北偶谈》中撰“神韵”一则：

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王士祯在这则诗话中引述的孔天胤(文谷)论诗文字，出自后者1564年五月(农历)撰《园中赏花赋诗事宜》一文。王士祯的引文“诗以达性……总其妙在神韵矣”，除个别文字外，与孔天胤原文一致。

薛西原，名薛蕙，生卒年为1490年至1539年。孔薛两人素有交往。孔天胤晚年记述说：“余往岁丙申，初谒考功于谯成大宁齐中。考功一见余，即莫余逆也。留饮阑夕，赋诗见志，后数往来，并丧尔我。”(《〈薛诗拾遗〉序》)查薛蕙撰《西原先生遗书》(明刻本)，在该书下卷有“论诗”一目，含8则诗话，第6则诗话即为孔天胤所引文字，但无“总其妙在神韵”句。胡应麟(1551年-1602年)撰《诗薮·外编卷二·六朝》录有薛蕙同则诗话，也没有此句。《西原先生遗书》的“诗话”第6则，开始如是说：“曰清，曰远，乃诗之至美者也。”胡应麟的引述与之相同，而孔天胤将其改写为“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蕙以“清远”论诗，并未将其联系或归属于“神韵”，胡应麟的引述可资佐证。“总其妙在神韵矣”句，是孔天胤对其所引述的薛蕙诗话的引申结论，这是不可附会于薛蕙的。

明人耿定向(1524-1596)在《与胡庐山书》第封9信中使用“神韵”论诗。《与胡庐山书》共计11封书信，均无时间落款。在第7封信中，言及“辛酉之秋与兄江浒一会”。在其自撰年谱《观生记》中，耿定向说：“四十年辛酉，我生三十八岁。夏初，奉命巡按甘肃……秋仲遂行，遇胡正甫于汉江之浒。”据此，耿定向撰第7封信在甘肃任上，在辛酉秋后。在第10封信中，言及“比来都下同志更离索，无甚好怀，归志更切……家累已悉遣还，日按部，不复住邸舍”云云。在《观生记》中，耿定向说：“四十壬戌，我生三十九岁……其年闰三月，改督南直隶学政……冬十月，奉嘉议公、秦淑人就养于南京督学公署。”据此，可定第10封信写于耿定向即将离任甘肃前夕，有归乡之念，时间应在嘉靖壬戌夏。嘉靖辛酉，即公元1561年，撰第7封信;嘉靖壬戌，即公元1562年，撰第11封信。相应推算，耿定向致信胡直“借诗商学”而言“神韵”，即撰第9封信，当晚于1561年秋，早于1562年夏。

据《西原先生遗书》，薛蕙的确曾以“神韵”论诗。他的“论诗”第8则诗话说：“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陆不如谢，正在此耳。”辑录此则诗话的明刻本《西原先生遗书》，刻于嘉靖癸亥，即1563年。刻书人王廷在书前撰《刻西原先生遗书序》，序末署“嘉靖癸亥季冬望日”。季冬望日，即农历十二月十五日。《西原先生遗书》付梓问世，或许在次年，即1564年。此书比耿定向《与胡庐山书》以“神韵”论诗要晚出一年多。值得注意的是，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薛蕙撰《考功集》无“论诗”一目;现存可见文献中，这部明刻本《西原先生遗书》是明代唯一辑录薛蕙“论诗”诗话的文献，而且是由门人王廷在薛氏去世24年后辑录。孔天胤和胡应麟两人各自的引述，都没有对含有“神韵”一词的第8则诗话原出于薛蕙给予旁证。因此，“论诗”第8则是否确为薛蕙撰述，是可存疑的。

耿定向的《与胡庐山书》第9封信说：“近日讲学者，只是模索要眇处，譬之作头巾诗者耳。至如滞形气、帮格式者，又似作诗者只在声调语句上求工，未解神韵也。深于诗者，风云月露孰非道体哉!然此等处不容思议，见解不容言说，须人灵识。故曰：‘厥彰厥微，匪灵勿莹。’兄深于诗者，故弟又借诗商学如此云云，幸兄教之。”(《耿定向集》)在这段话中，耿定向虽称“借诗商学”，却对“神韵”的义理作了三个层面的阐释：其一，相对于声调语句等外在层面，神韵是诗的内核;其二，神韵的内涵是诗借自然万象表现本真之道(“风云月露孰非道体”);其三，指明“神韵”的特性是不容思议、言说，“须人灵识”。应当说，耿定向对“神韵”的阐说是神韵理论的建基性定义。这是现存文献前所未见的。与之相比，《西原先生遗书》所辑录“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明显只是严羽论诗所言“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辩》)的转述。

学者蒋寅在《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一文中称，“至迟在元代我已发现用‘神韵’论诗文的例子”，并举倪瓒之说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倪瓒说：“今人工诗文字画，非不能粉泽妍媚。山鸡野鹜亦尔斓斑，若其神韵则与孔翠殊绝。”(《清閟阁遗稿·跋赵松雪诗稿》)然而，倪瓒此说，是以山鸡野鹜与孔雀翠鸟对比而言，虽然前句笼统提到“诗文字画”，其立意仍然在于字画。自唐宋以降，以神韵、气韵论字画，是一传统，倪瓒此说仍在字画论传统中。因此，称倪瓒此说为“用‘神韵’论诗文的例子”是不恰当的。

其实，以“气韵”“神韵”论文，有两个远远早于元代的例子。其一，南朝梁代史学家萧子显(487-537)撰《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其二，宋人吕午(1179-1255)在撰《程珌行状》一文中即说：“(程珌)于书无所不读，发而为文，自成机杼，神韵绝出。”(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下)吕午《程珌行状》写于1243年(淳祐三年)，倪瓒《跋赵松雪诗稿》写于1342年(至正二年)。就可见文献而言，以神韵论诗文，倪瓒比吕午晚99年。

据本人考辨，在现存可见文献中，吕午之说是最早明确以“神韵”论文的例子;但以“神韵”论诗，则以耿定向所论为先出。因此，学者王小舒称“如此看来，薛蕙是诗界‘神韵论’的首创者，这个功绩是不容抹杀的”(《神韵诗学·神韵论的历史流程》)，是值得商榷的。耿定向是王阳明心学后人，并非诗坛名流。他“借诗商学”，以“神韵”为喻，自然是当时“神韵”用于论诗文已成风气，而非由他创始。此说可确立否?请方家刊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