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视域下的中国与中亚

“丝绸之路”概念于19世纪晚期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代名词。尽管“丝绸之路”一词所包含的内容日益丰富，但中国至中亚的交通路网始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在中国的向西开放中具有特殊地位。

一

“丝绸之路”由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这一词语脱胎于古希腊时代的记述，其重点便是张骞“凿空”之后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路线。东西方的“通道”和交流路网，是李希霍芬提出这一概念的落脚点。尽管“丝绸之路”一词提出不到150年时间，但是对两千多年来张骞“凿空”的这一通道，古代中国就有多种称呼，如“外国道”(《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西域道”(《隋书》卷33《经籍二》)、“朝贡之路”(《宋史》卷490《外国一》)，此外还有“麝香之路”“毛皮之路”(王尚寿、季成家主编：《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等。与这些汉籍文献不同，李希霍芬从众多贸易物品中选择“丝绸”作为命名的核心要素，反映出他注意到了从东西方开始交往之初，丝绸在贸易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最早向西开放的主要通道，自然也是东西方交流的最古老通道。一些学者将陆路上的中西交往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甚至更早。如小麦与玉的传入、《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乘马西巡游猎等。在“丝绸之路”一词被广泛采用后，对张骞之前的中西交往，一些学者使用“前丝绸之路”或“早期丝绸之路”等称呼。而对其他方向的中西交往，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者用“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等词来表示不同方位的国际交往线路，这些都反映了“丝绸之路”一词的重要影响。

李希霍芬明确肯定张骞“凿空”的开创性贡献和中国到中亚的通道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对这一“古老的贸易大道”和“民族交往的大道”予以高度赞扬。他认为：“从中亚出发穿越沙漠和高山，经甘肃到广袤富饶的西安府山谷。这里曾多次生发出高级的文化，艺术与科学十分繁荣”，“整个中亚及其简单的分界和古老的贸易大道展现在眼前，触手可及。”(《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后人对于李希霍芬“丝绸之路”概念的不断丰富，也都是围绕着这一认识展开的。

二

丝绸之路是全方位的中西文明交流之路，而不是简单的商贸之路。学术界之所以把丝绸之路的开始年代定于西汉张骞“凿空”之举，就在于从此开始，中国与包括中亚在内的古代西方真正进入全方位交流的时代。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古代中国才真正认识到了中亚在国家安全、区域合作、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而中原王朝官方的主动介入，真正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往来的帷幕，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流的大门。此前零星的、间歇性的交往因此走向密切的、主动的、持续的交流。张骞“凿空”的这条中国至中亚的陆路通道，是中西交流的古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政治互信的蓝本。

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所以在东西交通史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的历史也具有很大的意义。”(《西域文明史》，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对于中亚的这一特殊地位，西汉时期的君臣已有切身感受。张骞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克服一切困难，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前往中亚的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等地，坚持不懈地表达中国对西域各政治体交往的诚意与决心，最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时，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了解域外文化的新窗口，历史性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西汉时期的中国对中亚、印度、波斯、地中海等“西极”之地的山川、地形、物产、人口、风俗等情况的认知大为丰富，并大大改变了西汉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对西域的认识由遥远的神话传说变为亲自经历的地理考察。从《史记·大宛列传》的内容来看，张骞出使西域的“考察报告”对中亚各国的方位、空间关系，物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高度关注，详细记录了所至城市人口、商贸、货币、文字等情况。后人之所以用“凿空”一词来形象地描绘张骞空前的开拓之功，就在于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的主动介入使中西交往的速度得以加快，安全得以保障，信任得以强化，并因此开辟了中西交流的新篇章。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西汉王朝主动地与西域诸政治体进行联通与交往，西域各民族积极参与交流活动，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空前而又重大的事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使得中西交往从此进入政治保障、经济保障、安全保障的全新时代。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言：张骞“凿空”之后，“使臣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西汉与中亚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是丝绸之路正常运行的根本保证。所以说，丝绸之路真正的灵魂是“信”，凡丝绸之路上的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皆建立于相互的信任之上。没有各政治体的相互信任，在丝绸之路上就不可能顺利地展开全方位的交流与交往。张骞所开创的大区域互信精神，被后来的郑和发展为“敬信”，并切实贯穿于七下西洋的全部活动之中，赢得了西洋各国的悦服和对明朝的尊重。

与张骞“凿空”之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同，之前零星的交往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也是十分曲折与艰难的。正因为如此，张骞在早期中西交流史上所发挥的划时代作用得到古今中外有识之士的赞誉。美国学者米华健认为这一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古典时代”，西汉与匈奴的冲突“促成了古典东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绸之路》，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三

作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通道，“路”的畅通与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在张骞“凿空”之后，西汉在河西走廊“设馆置驿”，为过往使者和商队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消除了不安全因素，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影响深远。直到明朝，朱元璋还一再强调这一路网通畅和安全的重要意义。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晓谕西域诸国：“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入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持强欺谩番商，由是尔诸国商获厚利，疆场无扰，是我中国有大惠与尔诸国也。”(《明太祖实录》卷249)只有借助政治力量保障下的安全之路，“丝绸”等物品以及多元文化才能顺畅交流。通过历史的过滤，世界逐渐趋于一致，对张骞开辟的道路用“丝绸之路”来命名，可以说是对张骞“凿空”西域的全面认可，本身就具有国际意义。张骞“凿空”以来的中国与中亚路网的畅通与安全，为中西文明交流树立了互联互通的典范。

丝绸之路绝非单纯的一条道路，而是中国与西域各政体相互联络的路网。在中国与中亚密切联系的基础上，丝绸之路得以不断延伸和扩展，从中亚走向西亚、南亚，从亚洲走向欧洲，从陆路走向海路，从单线变成多线乃至网状线路。如果把丝绸之路视为接力赛的话，那么，中国与中亚是其中的第一棒，当然也是关键的一棒。而且由于是多途的接力，故由这一棒引发的则是一个扇形的接力活动，参与的国家和民族众多，形成了人类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景观。

从张骞开始，中国与中亚的交流空前强化，可以说，中国与中亚是互联互通的开拓者。在丝绸之路“黄金段”，中国持续传播的是和平理念，不断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富物产。如今，在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中，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中亚各国践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共同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