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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与文学之间——《水经注》中的志怪故事

时间:2022-07-06 11:15:44 来源:光明日报

六朝时期地记空前兴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集六朝地记之大成,在对方域、山川、古迹、风俗、物产的介绍中有不少异人、异事、异物、异象之类的志怪故事。民国时任松如《水经注异闻录》辑录《水经注》异闻732则,郑德坤《水经注故事抄》辑录12类505则,并评曰:“郦氏因地致详,凡魏以前故事旧文,及各地传说异闻皆可考求而得,仿佛《搜神记》之异本,《太平广记》之原形。”地记中的志怪故事是地理与文学的结合,理当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进行考察。

《水经注》中的志怪故事皆以事系地,事为“地”服务。书中所记,有水域异物、异人、异象、异事等。志怪与地理的关系主要有三点。一是以故事说明地名的由来,常用模式是先言故事,再以“故名为某某”“故以名焉”之类语言结尾。如卷一“放弓仗塔”,卷三十八“灵鹫山”,卷三十九“马岭山”等。二是涉该地人、事、物及其相关内容的介绍,让人对此地有更多的了解。如卷四十“允常冢”,云:“冢中生分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勾践谓不欲,遂止。”故事说明了允常冢的神异之处以及冢得以保留的原因。三是解释地貌成因、介绍地理现象或物产,前者如卷十“武强渊”担生的故事便是对陆地变为湖泊的阐释,卷十九丽山秦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的故事则是对西北温泉“祭则得入,不祭则烂”原因的解释。介绍地理现象及物产的故事更多,异物与异象可算其类。这些志怪,不论其如何奇异,富有趣味,目的不在于志怪本身,而在于“因地致详”“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序》),故书中虽多志怪,并不掩盖其地记本色。异闻传说缀于以水为线的流域所及之地,附着在对山脉、溪水、河流、祠庙、寺院、物产、坟冢等地理景观的介绍,若将其分类整理,完全就是一部地理“博物志”或“异闻录”。

以地系事,必然也就“因地记事”。以地系事,事随地而定,故事类型也不确定,每一干流、支流之地故事多少并不统一,或一地一事,或一地多事;事多则多记,事少则少记,有则记,无则略。具有丰富人文内涵之地往往故事较多且记载详细,如卷一中注“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下有冯夷驾二龙乘云车、穆天子与河伯会、悬渡国以绳渡溪、净王宫太子堕地能行、太子得道成佛、昆仑之山登而不死、西王母居处之奇异等十几个故事,驳杂而奇异,大致描绘出河水“源头”的信佛情况及人们心中的神仙之境。小说内容,亦随地而定。有佛则写佛,有仙则载仙,有异则记异,可谓据地而实录。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序》云:“郦尤因地致详,元魏以上故事旧文,皆可考求而得实,其繁简虽异,精思实同。”《水经注》中的故事与地理一致,言华山而有华山神,言伊水则有伊尹生乎空桑传说,言洛水流域则多言河图洛书,言岷江则有李冰治水,言齐鲁之水则多孔子之迹。北方流域多历史人物、战争故事,南方流域多神话传说、精怪;北方多言河伯、隐士,求雨多为暴身自焚以诚感天,南方多言龙神蛟精水怪,多孝子孝女投江求父兄之尸,求雨则为以物激怒龙神……总之,植物出其壤,动物出其所,事随地变,地理与物产、事件、风俗等高度一致,即便是神仙鬼怪、祈祷灵验、贞祥感应,德行感天等充满奇幻怪异之感的故事,也受地理真实影响,具有极强的地方性。

《水经注》中的志怪故事是“注视”与“注释”的结合,作者的地理身份(包括所引用原书作者及郦道元本人的籍贯身份及流寓身份)直接影响到《水经注》所引故事的来源。写作者的地理身份直接影响到故事的可信程度。本地人对本地的地理关注多为亲历考察的“注视”型,对外地的地理关注多引地记为注,属于“注释”型。一般而言,越是接近故事所在地之人,其所述故事越真实,可信度也就越高。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访渎搜渠,缉而缀之”(《水经注序》),“询之古老,访之史籍”(卷十一),所引故事多处于北方地记,如大碣石秦始皇与丑神之故事引《三齐略记》,洛阳东宫池公私虾蟆之事引自《晋中州记》,渭水流域骊山温泉之异引自《三秦记》。郦道元为北魏之人,北方河流他往往实地考察。如《肥水》“北入于淮”条:“山即以八公为目。余登其上,人马之迹无闻矣,惟庙像存焉。”他的实地考察结合其他地记文献同注《水经》,是“注视”而兼“注释”,故事恍惚怪异却也甚为可信。南方水域于郦道元而言属于“注释”,而于地记作者则是“注视”。引“注视”者本土地记中的志怪故事以注《水经》,是“注视”与“注释”的结合,如巴蜀水系引《蜀本纪》《华阳国志》《琴清英》《益都耆旧传》,言湖北水域引《宜都记》《武昌记》《荆州记》,言交州水域引《南裔异物志》《交州记》《交州外域记》《林邑记》《扶南记》等。地记作者们因为“注视”本地,因此故事多长老、父老之言,如卷三十六若水“石桥圻”:“长谷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此……”卷三十七“夷水”温泉:“有温泉对注……浴者多愈。父老传此泉先出盐,于今水有盐气。”郦道元将地记故事直接“拿来”,若不细读还误以为是他的亲闻。概言之,《水经注》中因地系事,故事源自当地人讲述(或记载)的当地之事及本地的地记,每一条传说与异闻都具有典型的地方性,令故事有了最大限度的“真实”,完全可为《水经》之注。

作为地理著作,《水经注》的重心是地景地貌,志怪故事是为了介绍、解释、描绘地景,因其如此,故事中往往有景物描写,简短故事具有了诗情画意。《水经注》叙事与写景关系甚为灵活。有的先写其景再载其事,如卷三十八“观岐”:“连山交枕,绝崖壁竦,下有神庙,背阿面流,坛宇虚肃,庙渚攒石巉岩,乱峙中川,时水洊至……晋中朝时,县人有使者至洛,事讫,将还。忽有一人寄以书,云……”。有的先言故事后写其景,“庐江水”条引《寻阳记》吴猛之事:“吴猛将弟子登山……猛使送宝还,手牵弟子,令闭眼相引而过。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风采之贤,往者忘归矣。”故事简洁凝练,写景生动传神,如在目前。故事中融入写景,在汉魏六朝洞窟仙境小说中有之,景为故事服务,成为故事的地理背景。在《水经注》中,景与故事皆以地理为骨肉,在主观上并不是着意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为故事提供一个相应的地理空间,却因与故事相连而有相融之感。融合了写景与叙事,共同表现某一地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景与事成为地理的血肉。

作为文学之作可以恍惚怪异,作为地理之作需要严谨真实。以志怪故事注地理,在写法上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质疑,但于故事本身,却也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故事真实性的探究,郦道元对此偶有辨疑解释。如“观岐”条故事后议论道:“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无所不有,穆满西游,与河宗论宝。以此推之,亦为类矣。”卷十九郑容见华山使君故事涉及山神与谶纬,郦道元议论道:“神道茫昧,理难辨测,故无以精其幽致矣。”卷三十九注引《豫章旧志》《庐山记》的仙人故事后,强调“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是好事君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换转,理难详矣”。志怪传说是地方人文地理的一部分,不论存疑还是证实,都应为地记的重要内容。议论避开故事真实性的探究,而只关注故事本身及故事注释的地理本身。

《水经注》只是地记中的一种,其中的志怪故事是地理的,也是文学的。一方面,揭示了地理对故事的深刻影响。地理的广阔、物产的丰富多样、风俗的不同、地貌的复杂多样,气候环境的多变等,都影响到志怪故事的题材,故小说多记异语怪,记人、叙事、状物、绘景,都极具地域性。另一方面,又展示了文学对地理的影响。故事以神异化的方式呈现地域的地貌、物产、风俗、历史人物等,展示地理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及其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是地记的重要内容,也赋予了地理奇异性、故事性、趣味性,使地理有了灵魂,更加富有魅力。就此而言,地记中的文学作品不仅应纳入文学研究中,也应纳入文人地理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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