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峰会集中展现中国外交三大新气象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首次承办的上合组织首脑会议，也是上合组织扩容后举办的首次峰会。中国积极打造上合“青岛时刻”，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勾划了新蓝图，为地区合作与治理增添了新动力，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新思想新理念，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气象和新特色。
推动地区发展的“中国方案”
此次青岛峰会的一个重要亮点，是为上合组织发展打造新引擎，为各相关国家的发展增添新动力。6月10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明确呼吁，各国“要积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主席郑重承诺，中方将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中国政府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还将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为经贸合作提供法律支持。
随着印巴两国的加入，上合组织打通了中亚和南亚两大区域，实现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效连接。由此，以上合组织为重要枢纽，“一带一路”将更加紧密联结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新兴的亚太经济圈，进而贯通四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市场，即东亚超过十亿人口的大市场、欧亚大陆桥沿线超过十亿人口的大市场、南亚次大陆超过十亿人口的大市场，以及地理相对遥远但人口同样超过十亿的非洲大市场。
“一带一路”是21世纪实现各国通路、通商、通心的“超级互联网”。“一带一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弘扬的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它欢迎所有国家的参与和支持，也需要各国的携手合作和战略对接。如果各国能够逐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必将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相关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沿线国家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以“一带一路”为牵引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是中国为地区和世界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推进地区治理的中国责任
中亚和南亚地区面临诸如“三股势力”、武器走私、跨境犯罪等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且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些国家不仅面临紧迫的发展问题，也面临棘手的安全和治理难题，极大影响到地区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开展。
上合组织最先是从安全领域起步的，安全与治理合作也一直是上合组织的重心所在。在此次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要全面落实青岛宣言、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等文件，积极落实打击“三股势力”2019至2021年合作纲要，继续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合作。同时要发挥“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作用，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他强调，未来3年，中方愿利用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等平台，为各方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强化执法能力建设。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在追求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世界发展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通过推动上合组织发展，通过推动地区治理进而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集中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国际责任与道义精神。在当前世界面临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时代，上合组织的稳步发展不仅造福地区合作，也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上合智慧”和“上合方案”。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理念
此次峰会的又一个重要亮点，是习近平主席全面、系统阐释了中国外交的“五观”，即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积极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上合组织的团结互信和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上合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中国外交新理念也赋予了“上海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此次青岛峰会是上合组织扩容后的首次峰会，印巴两国携手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长期以来，上合组织一直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指引，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的国家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和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虽然印巴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尚有分歧，中印之间的互信也有待加强，但上合组织本着极大的包容性真诚欢迎和接纳印巴两国的加入，集中展现了“上海精神”的强大凝聚力。同时，上合组织也能为相关国家增进互信、化解分歧提供重要平台，有助于它们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它们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上合组织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也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