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掘故事背后的故事

——《张伯驹十五讲》的价值

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恩岭先生，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披沙沥金、钩沉索隐、精心结撰的《张伯驹十五讲》(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开掘故事背后的故事，还原历史的真实，敞亮出一代文化艺术大师张伯驹的感人形象，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通过叙述的方式讲一个带有寓意的事件，或是陈述一件往事，曰“故事”。张伯驹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但是张伯驹的故事又被不断传奇化，而“对于实际上一生苦乐兼备、命运多舛、成就卓绝的文化大家的传奇化还是不太严肃的，对历史的认知也是不太严肃的”。

有鉴于此，张恩岭愿意“以实事求是、拒绝细说的态度来讲张伯驹”。《张伯驹十五讲》正是作者怀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实事求是、拒绝戏说的笔法创作的优秀社科读物。同时，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种的故事，行文中不需要有过多的心理描写、大段的对话，以及繁复细腻的景物描写等。

《张伯驹十五讲》则超越了一般的“故事”层面，着力于张伯驹形象的塑造，为了让这一艺术形象更加丰满，作者放手书写，人物对话生动鲜活，景物描写细腻传神，而且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伯驹十五讲》还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化名人优秀传记。

关于名人传记的写作，张恩岭具有明确的创作旨规：“我不赞成在人物传记中讲述传奇，所谓传奇大都是人们捕风捉影、虚构出来的东西，貌似有趣，实则于历史无益。”曾几何时，一些作家创作名人传记的时候，往往随意点染，夸大其词，赋予传主种种神秘传奇色彩，甚至以讹传讹，越传越奇，更有甚者，将传主的所谓传奇经历渲染得出奇离谱，荒诞不经，根本无视历史，让人无法接受，不忍卒读。张恩岭自觉规避了上述人物传记创作的不良文风，以实证主义理性精神，求实考证张伯驹故事背后的故事，从历史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由于考证周密严谨，功课做得扎实，《张伯驹十五讲》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了人物本真。

张伯驹曾与袁克文、溥侗、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身份，不少人提起张伯驹，往往联想到放浪形骸，诗酒风流，甚至与纨绔子弟相提并论。其实不然。张恩岭写作《张伯驹十五讲》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读者，作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个体，张伯驹到底是怎样的人?有哪些卓越的贡献?

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思想变化是极为复杂的，是不能简单归类的。关于“公子”一词，就既有贬义，如出身豪门，胸无点墨的“公子哥儿”，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还包含褒义，则是虽出身于官宦之家，风流倜傥，但并无劣迹，反而是文采风流，人品高尚，思想进步，甚得人们好感的“公子”。“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显然属于后者。出身传统家庭并受传统文化浸润多年的张伯驹，并不一味地拘泥于传统以至于食古不化，而是与时俱进，积极汲取现代新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斗争。比如，张伯驹读了明代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之后，对其中关于妓女严蕊虽身处低贱，但“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故事印象很深，对朱熹无比憎恨，对严蕊赞赏有加，专门写了一篇《道学先生》的文章，认为宋代理学有悖于人性，应予批判。由此可见，张伯驹虽然酷爱传统文化，却也不是一味尊崇经学道德。他博览群书，能够辨别优劣正误，形成了成熟的人格和道德标准，既有传统的学识，又有新的思想、新的见解。

《张伯驹十五讲》为张伯驹立传，不为夺人眼球而刻意渲染张伯驹的风流韵事，而是着重宣讲张伯驹的艺术才情。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堪称“百代高标，千秋丛碧”，其贡献涉及诸多领域。词作，是张伯驹一生艺术成就中第一位的东西，也是成就最大的。作为当代十大词人之一的张伯驹，人称“当代之李后主”。他从青年时代起直到晚年，一直都在痴情追求、创作，并以此来充实他的生命、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同时，张伯驹既有词作实践，也有独特的词学理论，其《丛碧词话》，“堪称是20世纪王国维之后的又一词论佳构”。除了词作，张伯驹的诗文被人誉为“高超清旷，古艳不群”。

张伯驹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其所言“烟云过眼”和“予所收蓄，永存吾土”，高度概括了张伯驹的收藏情怀，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收藏家。

张伯驹晚年的书法，则独创了“鸟羽体”，在绘画上也是独树一帜。张伯驹的书法、绘画又因其深厚的文学底蕴而形成一种书卷气浓郁超俗的风格，还以其收藏之富、眼界之高提升了他独特的书画艺术。

此外，张伯驹还是诗钟圣手、联语达人，对京剧的发展，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凡此种种，一个卓越的文化艺术大师的风范，鲜明生动地矗立在读者面前。

写好人物传记，真实性是前提，学术性是关键，可读性是基础，三者兼备，方为上乘的人物传记。《张伯驹十五讲》首先具有真实性。在广为流传的张伯驹故事中，1972年初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经过，被演绎成张伯驹一生中最大的传奇之一。说是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看到了张伯驹写的挽联，大为赞赏，经询问陈毅夫人张茜，得知张伯驹没有工作、没有户口的困境，然后亲自安排周恩来总理要关照张伯驹，才使张伯驹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张恩岭经过考证，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他根据大量史料，撰写了张伯驹受聘文史馆馆员始末，论据翔实，真实可信。张恩岭说：“把张伯驹和毛泽东联系起来，的确富有传奇性，但这不是历史事实，如果任其传说，那么，真实的历史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甚至影响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这种对待历史真实锱铢必较、务求信史的严谨治学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具有学术性。因为张伯驹“词才直似李后主”，词作是其一生最主要、最突出、最卓越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体现，因此，《张伯驹十五讲》以很大篇幅论析了张伯驹的词作及其成就，认为张伯驹一生实质上就是一个词人，可以说词作已成了张伯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张伯驹的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词作成就上。如果离开了文物收藏，张伯驹仍不愧为一个文化大家和艺术天才，而如果离开了词作，张伯驹文化大家的形象可能就要打些折扣了。张恩岭立足于文本细读，对张伯驹词作给予深度阐释，新见迭出，给人颇多启发，从而使《张伯驹十五讲》体现出鲜明的学术性，成为研究张伯驹词作绕不过去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再次具有可读性。《张伯驹十五讲》文风朴实，格调雅洁，比如：“幼年时戏剧的熏陶对张伯驹成为一个著名的票友和戏剧家的影响是很大的，使他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了逐步深入的认识。就在这以看戏为无上乐趣的岁月里，张伯驹渐渐走上了戏剧实践和戏剧研究的道路。”“张伯驹笔下的兰草，自然寄托着自己的寓意和人品的追求。张伯驹不愧是画兰的高手，线条流畅生动，常常是寥寥几笔，设色雅致，便画出了兰草婉约宜人的风姿，柔美舒放，有超尘出世之趣，给人以幽邃高雅的纯净感。那种特有的风格是难以模仿的，笔意绵绵，气脉不断，一看便知是张伯驹的手笔，张伯驹又常在画作上题字‘楚泽流芳’，更加彰显了清幽娴雅的意蕴、淡泊高洁的情怀，让人真切地有了气若幽兰的感悟。”语言自然流畅，俗中带雅，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满足了读者悦读的需要。

关于张伯驹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学术增长点很多。现有的研究成果，又存在不少谬误。因此，我们期待更多辨伪存真、严肃理性的张伯驹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