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春水急 似有不平声

——《西施传》作者柳岸访谈

近日，周口市作协主席柳岸的历史长篇小说《西施传》与读者见面。《西施传》既单独成篇，也是“春秋名姝”系列的收官之作。继《息妫传》《文姜传》《夏姬传》之后，《西施传》又将带给读者何种惊喜?作者柳岸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就西施、春秋等问题展开对话，为读者了解《西施传》并由此思考历史与文学、历史与当下提供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柳岸老师，您好!祝贺您的新作《西施传》出版。这部小说作为“春秋名姝”系列的收官之作，分量之重可想而知。《息妫传》《文姜传》《夏姬传》读者好评如潮，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会以西施为传主，收束“春秋名姝”系列呢?

柳岸：用西施来结束“春秋名姝”是由历史自身的逻辑决定的，也包含着我十年历史写作的一点想法和一点尝试。从历史自身逻辑来看，“春秋名姝”系列的传主息妫、夏姬、齐文姜、西施分别对应春秋的早、中、晚、末四个时期。西施生活在春秋末年，在春秋这场大戏中的出场顺序本就靠后，用她来收束这一系列，是历史的安排，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西施这一形象充满了挑战并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春秋名姝”的四位传主中，西施最受作家们的青睐。光是以西施为题的诗词就有很多，也有不少戏曲、小说是以西施为主人公的。经过大量文学作品打磨，西施的形象在家喻户晓的同时，也多少出现了某些固定的、刻板的因素。读者们想到西施，总是会把她固定为春秋争霸中一个美丽的女配角。如何写出这种常见形象的新颖之处，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想通过《西施传》想达到的目标。我在历史题材里已经创作了十年，这部作品之后我计划从历史重回现实。可以这么说，《西施传》结束了“春秋名姝”系列，也为我的历史写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本报记者：的确像您说的这样，要把读者熟知的特定形象写出“既熟悉又陌生”的效果，还是颇考验写作者的笔力的。您能谈谈您为塑造这一人物形象做了哪些准备?又是如何对她进行具体规划的吗?

柳岸：写西施困难与机会并存。第一难是史料少。咱们刚才说关于西施的文学作品不少，但其实有关西施的历史文献却相当稀少。先秦有权威的史料《春秋》《左传》中都没有提及西施，吴越地方志的《吴越春秋》《越绝书》关于西施的记载也十分零散。第二难是文化差异。人活在具体的文化之中，特定文化是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因素。“春秋名姝”前三部的大背景都是中原文化，作为中原人，我能写出皮肤的感觉，西施这一形象内含着的却是吴越文化，我对此了解不多。

不过，写作的困难也常常是写作者挑战自我的机会。史料虽少，却给写作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春秋名姝”属于传记体历史小说，是历史文学。就历史文学而言，史料越少，想象的空间越大。故事性就越强，自然也就越好看。想象力和写故事本就是一个写小说的看家本领，所以史料稀缺这一问题解决起来还不算太难。至于文化差异的问题，由于我写前三部时占有和积累了不少资料，为写作西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吴越文化虽然自成一系，但毕竟吴国始祖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越始祖是夏少康的儿子，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源于中华文化的母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本报记者：人物的精气神确需文化的灌注。在“春秋名姝”里，能够读出来西施内含着的吴越气息，也能感受到息妫与郢都、夏姬与新郑、文姜与齐鲁的依存关系。要想写出这种效果，难度不仅仅是河南与浙江这样的空间差异，还有古今的时间差异。您能具体谈谈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克服这些时空差异，将特定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之中的吗?

柳岸：是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要想写出历史人物的地域特征，在时间、空间两方面都是面临挑战的。我克服文化差异的主要办法就是实地走访，这是我从创作“春秋名姝”开始就坚持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习惯。

我曾经从文字史料里了解地方历史，但很快发现，文字固然具体，却未必能形象。从文字里得来的信息难免有隔膜。所以，我决定走出去，到历史人物生活过的地方去沉浸、去感受，使那些文字的史料在场化、丰满化，让那些静的文字符号活起来、动起来。“春秋名姝”系列中四位女主的生活轨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我也曾循着她们的足迹，走过不少山山水水。

息妫是陈国女公子，息国君夫人，楚文王夫人。她的生活轨迹是陈、息、蔡、楚，由中原到南方。写《息妫传》时，我去了息县、上蔡，去了荆州，去了武汉、黄陂。我去荆州的纪南城遗址，感知了楚文王迁都郢都的豪迈，古郢都城的布局，对河流、道路、城门等都清清楚楚。只有对郢都有了感性的认识，作品才能有立体的呈现。在荆州走访中，我发现在郊区有许多桃林，由此想到息妫“桃花夫人”的名号。夏姬是郑国女公子，陈司马孺人，后嫁楚大夫屈巫。她的轨迹从晋到郑、到陈、到楚，再回到晋，由西部到了中原然后又到了南方，最后回到西部。写《夏姬传》时我去了新郑，知道古郑国有春浴节，这一天郑国的男男女女手持芍药，到溱水洧水边相会。所以才有夏姬与屈巫邂逅春浴节的情节。而后去了柘城，探访夏姬的归终。文姜是齐国女公子，鲁国君夫人，生活轨迹是齐、鲁，属于东北。写《文姜传》时我去了临淄，到了传说中的淄河，也由此知道了临淄的来历。我又从临淄追踪到曲阜，拿着曲阜的古城发掘图，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绕着老城墙转了一圈，对城门、护城河、进出水道，了然于心。从临淄到曲阜，我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了齐、鲁文化的差异。临淄的开放与创新，以及焕发出来的活力，同曲阜的拘谨与内敛，以及呈现出的守制，有着鲜明的对比。

西施是越国鬻薪氏之女，吴王妾妃。她的生活轨迹是东南吴越。为了写《西施传》，我又踏上吴越之旅，先去了绍兴，看了越城，知道了越城有大小越城之分。小越城所有房屋都是反方向，表面上是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的臣服，实际上是越王激励自己复仇的决心。我们所知道的勾践卧薪尝胆，其实只是他故事的冰山一角。而后到绍兴博物馆、会稽山、美人宫遗址公园、诸暨苎萝山、金鸡山。从绍兴到无锡的吴国旧都梅里，又从无锡一路辗转到苏州，随后扎营苏州。我沿着吴城走了一圈，看到古城墙和古城门，偶遇伍子胥塑像和他开挖的胥河。而后，去虎丘看了阖闾墓;去灵岩山看了夫差为西施建的馆娃宫、响屧廊;去高景山看了越王勾践养马的白马涧;去穹窿山看了孙武子写兵书之处;还有一代霸主吴王夫差自刎之地——阳山。从苏州转而到了上海，拜访了注疏《吴越春秋》的张觉老师。吴越之行，将近一个月。回来之后，我又到淅川，看看是怎样的风水，养育了范蠡这样的人物。从淅川回来，我去了范蠡隐居之地山东的肥城。但凡作品牵涉到的重要都城、战略重地，以及主要人物生活的轨迹，我基本走完。走访，得到的不但是在场感，还有地域文化风情的感受。虽然在历史沧桑中，有些古迹已经荡然无存，但只要存在过，总会留下印记，总会有所传承，总会感受到它的气息。

本报记者：柳岸老师，您的“春秋名姝”以几位女性为传主，串联起了几百年的春秋史。通过十年的写作，您应该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了。您怎么看待春秋?又怎么看待历史与当下的人、生活的关系?或者说，您觉得写作历史、阅读历史对于当下有什么意义?

柳岸：回看这四部作品，我觉得不是满意不满意可以表达我的心情，我也不能简单地说，满意或者不满意。我只能说是竭尽全力了。十年，我全部的心血都在这四部书中。从开始有意向设计，到查阅研读资料，到实地走访，到书写，到每一部不下十次的修改打磨，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我与她们一起成长，一起阅历人生，我觉得自己也丰满了起来，这是对我个人来讲特殊的意义。

我通过研读春秋这一时期的史料，对历史的意义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待历史，要以史为“鉴”。历史之“鉴”，一是要正确地认识历史。比如息妫、夏姬、齐文姜、西施是四部书的主角，但是，她们不是历史、政治、社会、时代，甚至家庭的主角。她们生活在春秋时期，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轨变型时期，也是宗法制的王权君权夫权时代，女人就是附属品。在那个时代，女性依旧是配角。我只是通过女性人物的视角去看那一段历史，通过她们的命运、故事，以及与她们交集人物的命运，还有与她们有关系的重大事件，来展示那一段历史文化。二是要进行历史与当下的对比参照。通过对四位女性的重新书写，或者对她们的复活，我最深的体会，是作为当下女性，要坦然面对生活，不管遭遇了什么，都要坚定勇敢地面对。至少我们的人生自己可以做主，我们有表达爱恨的自由、有人身自由的保障，这是在春秋时期无法想象的。所以，一定要珍惜我们所处时代的文明与进步，以及给予我们成长生活优裕环境的国家，活出自我、活出精彩。三是要传承历史的精粹。大的历史观，其实也是一种精粹文化的传承，从古到今，客观规律不会变，人性不会变，历史观照当下，当下反观历史，实质都是一样的。比如民本思想，从上古到当今，历朝历代的明君，都会遵循“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理念，爱民、重民、贵民。这就是精粹文化的传承。